杨卫敏：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

 

【摘要】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对于如何向国内外展示政党制度效能作用，有效宣传解读我国政党制度，既是个契机也是个挑战。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而新型政党制度能否成为国内全体公民的核心价值认同和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话语权，同样有赖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新时代，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密不可分，两者应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更深的程度实现融合、协同发展。政党协商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中树起标杆；要充分发挥协商效能以提升政党制度话语权；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的协商能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在国内融入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上赢得话语权，都必须有长效制度和机制来作保障，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和发展是重中之重。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协商民主 融合发展 话语权 价值认同 制度保障

在现代政治框架下，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所形成的制度性政党关系、行为规则和运行形态,构成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1]。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我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但中国特色更多的是强调不抄搬西方多党制议会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到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和坚决拥护，也引起了理论界的热议。笔者认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将大大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而新型政党制度能否成为国内全体人民的核心价值认同和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话语权，同样有赖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的解读和宣传，局限在国内内部循环，而国内又往往局限在统一战线范围之内自说自话，基本上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状态。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对于如何向国内外卓有成效地宣传解读我国政党制度，既是个契机也是个挑战。而事实上，涉及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特别是与往不同、与众不同的制度，光靠宣传和解读是难以奏效的，更多的是靠自身效能作用的展现。这其中，政党制度实践运行的状况，作用发挥程度，载体、机制、抓手建设以及良好的社会环境所提供的保障，都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方面，很多因素跟协商民主息息相关。

1.从国际上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要打破西方对政党制度的话语垄断权，必须有赖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长足发展。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控着对社会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话语垄断权，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与宪政。“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表明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有智慧对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政党制度不应再是普世价值，而应降为区域理论和区域模式[2]。但是，因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一党制，加上历史文化和国情方面的原因，因而国外不少人士不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即使是对中国抱着友好态度的国际友人，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也是一知半解甚至产生诸多误解。如：世界银行前驻中国首席代表皮特·鲍泰利撰文《中国开启一党民主制先河》，文章一方面肯定中国政党制度，认为“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 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又称“ 在一党制的体制下，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存在巨大潜力”[3]。这在实际上还是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等同于有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了。

但是，协商民主就不同了。一方面，协商民主理论在西方学界已兴起数十年且在很多国家进行了“政治试验”，欧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引进协商理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联合国相关组织还于2010年举办了协商民主论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一种民主形式，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4]。尽管中西方在政治协商和政党协商方面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在基层协商和社会协商领域却是可以相通和相互借鉴的。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悖论现象”：一方面，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误解甚至歪曲、攻击我国政党制度；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和外交官在实地考察后对浙江温岭等地的民主恳谈给予充分认同和肯定，认为这是“泥土上长出来的民主”、是“最有话语权的村民”、是“中国21世纪民主的一道曙光”[5]。在传播中如何彰显新型政党制度中蕴含的协商理念和思维，可以大大增强我国政党制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2.从国内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要让人民群众有存在感、体验感、获得感，必须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正如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在政党制度模式上，国内有些人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总觉得“自家的肉不香，人家的菜有味”，一提到政党制度就“言必称希腊”，把西方多党制、两党制奉为圭臬，觉得不搞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不能算民主制度。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政治定力，一讲到政党制度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而一些理论工作者缺乏理论底气，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把解释不清的问题全归为“中国特色”。这样，自然让老百姓难以满意和信服。这里，加强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说服力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让普通大众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感受到、体验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实实在在的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十分关键的。相对于西方多党制“一人一票”呈现出的大民主形式，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形式上呈现的是精英协商、上层协商，离普通群众比较远。破解这一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让政治协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从形式到内容和结果都能贴近群众，尽可能地让群众知情、参与和满意，同时统筹开展七种渠道的协商，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序有效开展。

3.从传播和宣传效果来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要跳出内部循环、在更大范围内为更多受众所熟知和认同，必须把重点放在展现政治协商的成效和魅力上来。宣传新型政党制度的重点应放在哪里？毫无疑问，应放在大多数人共同聚焦的问题上来。类似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70周年的活动，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能光宣传了“五一口号”，却淡化了合作、协商这一核心理念，淡化了现实成效。这样的结果还是内部循环，统一战线内部搞的轰轰烈烈，社会上的人仍然不知“五一口号”为何物。抓住跟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国计民生问题，展现政治协商的成果，讲好多党合作“中国故事”，传播和宣传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破解问题的依据

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密不可分。从理念来看，尽管协商民主是西方国家学者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并发展的，但我国对协商政治的实践探索要远远早于西方国家：“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中就蕴含着协商，“五一口号”标志着现代中国对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践，新政协更是民主协商的论坛。人民政协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其成立之初就一个职能——政治协商，在协商建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协商民主贯穿于人民政协履职全过程，也贯穿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的全过程。从价值理念来看，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在追求平等性、包容性、规范性、共识性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方面高度契合。因此，增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考量和谋划政治协商。

1.增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信，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关键在于凸显和展现政治协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包含三个部分，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毫无疑问，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三位一体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但党的领导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大前提，却不是最具中国辨识度的标签和元素，因为实行一党制的国家也强调党的领导，只不过没有民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实际上，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党的领导是通过协商得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协商特别是政党协商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而通过政治协商，一方面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所接受，另一方面使党能够广泛听取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与此同时，几个政党之间的合作现在也在世界各国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利益格局越来越多样、文化越来越多元的今天，党际合作（联合执政）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屡见不鲜。如：2010年后的英国两党联合执政；2013年7月21日，日本执政联盟参院选举获胜（自民党和公明党占据参院过半数议席），终结“扭曲国会”局面；其他如德国大联合政府，甚至第三世界国家的阿根廷和马来西亚都出现过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尽管这些国家的多党联合执政，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下长期合作、执政参政有着本质的不同，其更多的是出于利益关系和被迫无奈的临时“苟合”[6]，但至少在概念上突破了多党竞争下传统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的范畴。我国多党合作体现的是执政与参政，这当然与联合执政（更多体现的是分权）不是一个概念，这集中体现在政治协商上（包括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西方协商民主的理念是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决策进行协商，所以只能在社会层面进行协商；其多党竞争和议会制决定了在政党之间、议会之中不可能实现协商[7]。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呈现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呈现出平等不对等、参政不分权、监督不制衡、协商不表决、合作不对抗等鲜明特点；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协商关键在于说的对而不是说了算，可以说是献策不决策、立论不立法、议政不行政，这样就因位置超脱而不受各种利益关系羁绊，勇于建言善于建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达成发展目标的一致，避免了内耗和纷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综上所述，新型政党制度的精髓在于协商，新型政党制度彰显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政治协商上。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这在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造的协商民主，为世界揭示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它不是用纷争、内乱、竞争来强制推行少数服从多数，而是用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的协商民主，通过互相协商、互相帮助、互相补台、共同协作，来实现人类的民主进步。这就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新型政党制度、政党理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现在一些国内学者热衷于研究西方的协商民主以及非执政党参与政策过程对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启示，而往往忽视了中国式协商民主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一些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已经开始注意到协商民主这一特殊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中国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在其他国家乃至西方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的国家也是适用的。2010年，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中国式民主”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8]。而在我们的邻国越南，则完全借鉴了我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模式。越共在坚决地划出自己政治底线(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同时，在国会和越南祖国阵线(类似于中国的政协)这两个政治平台中，给予党外政治组织、基层民主政权、民间组织以及媒体较宽松的空间，在不断拿捏和调整的过程中，培育了一种可控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社会矛盾，加强了越共执政的合法地位[9]。

2.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贡献，关键在于完善和深化政治协商，促进有序有效开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10] 中国政党制度的突出优势是与协商民主相伴行，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民主。西方多党制下的代议民主和选举民主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积极的作用，但公民的声音在实际的决策中消失，特别是到了利益格局多元多样的情况下，以票取胜的简单、粗放的弊病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习近平指出，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1]。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多党合作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相辅相成，促进和实现了人民的选举权与政治生活持续参与权的有机统一。新型政党制度如何能够确保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关键的就是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政治协商，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从而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与方式（主要是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两个渠道，如下图所示），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也充分发挥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等政治功能，这样就能够凝聚各阶层智慧，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高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称之为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离不开不断深化完善和有序有效的政治协商的支撑。

3.推动构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政治协商理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造，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类型，创造了一种新的执政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现代治理方式。因此，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不仅开启了多党合作历史的新篇章，也开辟了我国政党制度理论的新境界。要准确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和根本原则，深入研究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础、鲜明特征、实践价值和运行机制，不断推进多党合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实现，关键在于搞好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制度的五大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利益表达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民主监督功能、维护稳定功能）都离不开有序有效的政治协商。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保障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体制机制，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我国政党制度可以聚合多方力量，推进合力治理；优化政策决策，推进科学治理；拓宽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治理；坚持民主协商，推进共赢治理；健全制度机制，推进长久治理。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发展好、完善好协商民主。协商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的协商政治制度和实践要远远早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这是一种先发的、根植性的民主形式，对协商理念理解得最深、发展最为成熟、成效最为显著。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共、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共同智慧的结晶，深深融入执政和参政理念，是对人类民主追求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中发育最为成熟的两种形式，民主党派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最重要主体之一。所以，政治协商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富矿，也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

三、途径和方法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都是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体现，多党合作在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起着实践协商、提供渠道、完善制度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从制度效能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合作与协商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政治协商，在决策之前整合广泛的利益诉求和科学建议，使决策拥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共识基础。在新时代，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密不可分，两者应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更深的程度实现融合、协同发展。

1.政党协商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中树起标杆。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渠道中，政党协商是位居首位的。但正如前文所言，由于各种原因，政党协商在实际运作中造成远离普通群众的感觉[12]。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要求在统筹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中，政党协商必须成为名副其实的的领跑者，进而影响和引领其他各种渠道的协商民主发展。习近平指出，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1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政党协商作出一系列规范化制度化安排，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提供了更加健全的制度保障。坚持和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需要有与基本制度配套的若干具体制度，还要求具体制度的运作要规范、符合程序。浙江省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着手建立多党合作的具体制度，主要包括协商通报、谈心交友、对口联系、特约人员、随同调研考察等五项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五项制度运作良好，成效显著，其中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期间推行的“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协提案，政府采纳，部门落实”的制度，对推进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向纵深发展发挥了十分积极有效的作用。正如汪洋指出的，调研协商是政党协商的新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形式。要在会协商、善议政上下更大功夫，不断完善调研协商的制度和程序，提高协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14]。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治协商随意性大，信息不对称，协商质量不高，发展不平衡，一些基层执行不到位，以通报代替协商，特别是一些监督式的协商较难，在一些地方一些场合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意义重于实际意义的问题，存在一头冷一头热现象。破解这些问题，需要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努力，对于执政党而言主要是增强协商意识，对于参政党而言主要是提升协商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各民主党派要在吃透中共中央大政方针的基础上，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深入基层、摸准情况，提出高质量、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调研协商，为相关党派团体调研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积极回应各党派团体和党外代表人士的呼声，采纳合理的意见建议[15]。

与此同时，要让政治协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从形式到内容和结果都要贴近群众，尽可能地让群众知情、参与和满意。这方面政协协商已作出积极探索，如开门办提案协商、邀请市民旁听有关会议、电视问政，网络问政等等。政党协商如何破解精英协商、高层协商、小范围协商的影响局限，尚需积极探索。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参政党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主体、重要渠道和积极建设者，不仅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直接参与者,更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推动者和完善者[16]。参政党除了参与政党协商外，参政党组织及其成员还可以参与其他几种渠道的协商，在统筹开展七种渠道、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序有效开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下图）。从浙江探索实践看，杭州市萧山区和台州市黄岩区的政党专题协商都有效破解了基层政党协商的瓶颈；杭州市下城区的同心商议团和宁波市北仑区的民主党派组织与基层中共组织的共建协商活动，慈溪市统一战线商议会，兰溪市统一战线议事会，安吉县的民主党派政协委员工作室，临海市的党外人士“同心会客室”，仙居县的党外人士参与乡镇决策顾问团，温岭市的党外人士民主恳谈评议团等，都在探索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参与其他各种协商渠道并取得了成效，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参政党成员也在联系各界群众、反映诉求中“接地气”并得到了锻炼，提升了知名度。协商民主特别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在基层的开展破解了瓶颈，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2.充分发挥协商效能以提升政党制度话语权。如何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指出，关键是要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17]。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无论在多党合作还是在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就是三大职责：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事实上，三大职责从本质上讲都离不开建言献策，都是民主协商[18]。关于这一点，在人民政协领域已取得共识，这就是习近平说的“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要把协商民主贯彻于政协履职的全过程”[19]，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都要体现协商。进一步提高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关键在于提升政治协商意识、能力和水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三大职能履行本质上都是协商，协商不仅贯穿于人民政协履职全过程，也贯穿于多党合作全过程。正如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20]。

3.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的协商能力。要有更高的目标站位，切实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为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一是要凝聚价值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的新要求。“新提高”要提高到哪里？就是要提高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上。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深刻内涵和政治责任，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二是要有更高的履职站位。要放大格局，履职要管长远、贴中心、顾全局。面对新目标新要求新任务，参政党既不是“观望党”更不是“反对党”，既不是“啦啦队”也不是“裁判员”。参政党存在的价值在于“参政”，就是要自觉把自己置于新时代发展的历史方位中，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从全局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选择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群众愿望强烈、需求迫切和社会普遍关注、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献计出力的主攻方向，努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突出优势，着力打造精品项目和特色品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联，有各自联系的群众，有各自特色优势，有各自职能特长。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与政治协商，以实绩赢得党委政府的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好评。近年来在浙江省，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扎实推进政党协商和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好评。要注重实效，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建真言上下功夫。从某种程度而言，建言献策是参政党履行职责的最主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和方式。会协商，说的是能力水平要不断提升。要坚持平等协商、真诚协商、民主协商、务实协商，善于培植协商理念，把协商作为开展工作、合作共事的重要风格去涵养、去发扬，通过协商达成凝心聚力、增进共识的工作目的。善议政，说的是方式方法要科学理性，就是善于在求深求精上下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深，人深我独”，努力提出针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善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要牵住“牛鼻子”，抓住重点，同时又要小口切入，以小细节反映大问题；建真言，说的是方向目标要保持正确。不仅要能说、敢说、会说，而且要说得好、说得准、说得对，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不说空话套话。要有传递民意民声、汇聚真知灼见，立意为公、执言为民的胸襟，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三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也没有决策权。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参政权，没有协商权，没有建言献策权。民建中央一位领导人说得好，不调研不发言、不提案，把调研作为建言的前置手段。所谓“坐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进基层就都是办法”。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期间的《之江新语》文集开篇就对调研工作提出了“实、深、细、准、效”鲜明要求。调查研究要“求深”，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带着深情、深入基层去掌握第一手情况，做到身入、心入、深入。调查研究要听“实情”，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收到实效。民主党派组织就是要“一般性”的调研不做，不做“一般性”的调研。调查研究要解“真难”，每年要围绕几个中心工作非常需要、党派优势非常突出的具体问题，视野要宽，切口要小，深钻细研，抽丝剥茧。四是加强队伍建设。2017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都完成了换届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为多党合作事业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组织交接相对容易，实现政治交接尚需做出更大努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规模不小、人才不少，但总体上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换届中发现仍存在旗帜性人物相对缺乏、培养锻炼力度不够大、安排使用落实困难等问题，“拿着帽子找人”、党外干部“备而不用”等现象不是完全没有。要着眼长远，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特别是党外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党外后备干部的培养需要锻炼成长的台阶，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要有忧患意识，及早准备，要着眼2021年市级组织换届、2022年的省级组织换届，甚至着眼10年之后的换届，物色培养一批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品德优秀、清正廉洁的代表人士。要结合我省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抓紧实施党外代表人士梯队计划、培训计划、挂职计划等。要注重建立起一支参政议政的基本队伍，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智力库优势，把专家学者、企业家，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成员组织起来，调动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形成一股强大的参政议政力量。要重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把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努力建设成为政治可靠、精干高效、作风务实、团结和谐的领导集体。五是加强机关建设。民主党派机关是民主党派组织的中枢，起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和发动、沟通、感召、凝聚的作用。加强民主党派机关建设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参政党和提升民主党派履职能力水平十分必要和重要。各民主党派在作风建设上下功夫，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通过改进工作方式和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推进机关整体精神风貌提升。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要通过优化机制，完善各项学习、考察、培训制度，抓好制度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保障。在能力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学习型机关建设，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按照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突出、能力更加出众、素质更加优良、服务更加周到的要求，进一步打造民主党派机关铁军队伍。要在廉洁自律上下功夫，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也是公职人员，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杜绝铺张浪费，杜绝大手大脚，确保廉洁参政。

四、制度和机制保障

当前我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建设面临新的考验：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 对我国政党制度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二是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政党制度建设提出新的内涵；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政党制度建设提出新的任务；四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政党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在国内融入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上赢得话语权，都必须有长效制度和机制来作保障，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和发展是重中之重。

1.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参政党履提供制度保障和协商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等党内法规和政策文件。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还被写入修改后的党章。这些都有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协商生态。通过协商，可以广开言路、广集众智、广求良策，把社会各方面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进行系统、综合的反映，使党和政府能听到各种真知灼见、各种真招实招，从而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当前，确保协商的有序有效至关重要，特别是决策前的协商和决策执行中的协商是中共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是重大决策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重点是对政治协商的内容和程序进一步规范，按照中央要求，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和无党代表人士直接向同级党委提出建议制度，建立健全党外人士意见建议反馈机制，提高协商的成效。

2.健全执政党与参政党互动机制，促进政党协商制度化、常态化、全域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共产党的执政，也同样离不开民主党派的参政。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对执政党而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增强多党合作意识，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切实为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对于参政党而言，要进一步在推进协商民主、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前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搞好政治交接，始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不断把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二是提高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包括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执政党要善于听取参政党的意见，自觉接受参政党的民主监督；参政党要向执政党学习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学习掌握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引领、如何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如何大力培养代表人士、如何把各种学习实践活动引向深入。要注重将成熟的经验规范化、短期的举措长期化、分散的制度系统化，探索形成思想建设长效机制。

3.加强新型政党制度的探索创新，破解和深化若干制约这一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近70年来在实践中呈现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也为政党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创新提出新的课题。 这里有需要继续加强的，有需要释惑解疑的，有需要转型升级的，也有亟待破解和探索的。梳理一下，大体可分成四大类10个问题。（一）老问题，即长期以来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瓶颈问题。（1）基层如何破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规范问题。（2）如何破解民主监督难题。（二）困惑的问题，即尚未完全破解或尚未得到广泛认同的深层次理论问题。（3）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民主党派参政地位合法性问题。（4）如何看待目前非中共人士在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担任职务不如建国初多的问题？党外干部是“花瓶”还是真的有职有权？（5）如何看待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问题。（三）需要转型升级的问题，即过去已积累成功经验却面对新挑战需要重新谋划、转变思路的问题。（6）民主党派如何在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7）发挥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四）新问题，即中央最新会议和文件要求必须研究和破解的新问题。（8）参政党如何提升协商能力和水平。“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这是参政党应有的担当。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习近平） （9）参政党如何提升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10）民主党派如何参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要加强参政党党建理论建设，破解与执政党党建理论建设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21]。这些问题的破解，既靠理论创新也靠实践探索。如：关于如何提升协商的有效性的问题，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协助农工党召开对口协商议政建言会，畅通从问政—知政—议政的渠道，推动了对口协商的机制创新；湖州市委探索创新党派提案常委督办机制，都十分有效。理论上的顶层设计和实践上的基层探索相结合，才能使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焕发出新的优势和特色。

4.构建大宣传机制，不断优化新型政党制度的传播途径和舆论氛围。现在，世界对新的制度方案充满期待。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使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新的政党制度方案充满期待，也使国内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制度的效能的发挥充满期待。关键是要讲好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彰显中国特色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的成效。一是以讲故事的话语和方式提升传播效果。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2]新时代，要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精彩故事，展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的优势和特点、经验和启示，特别注重从中西方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比中彰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闪光之处，促进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所说，美国已从“有钱人一人一票，变为一男子一票，再到一人一票，现在趋向一美元一票”。因此西方当前与中国的竞争不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的碰撞。现代西方视民主和人权为人类发展的巅峰；而中国取道不同，中国领导人准备允许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前提是这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有利于国家利益[23]。二是充分挥参政党在宣传中的独特作用。由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的地位，民主党派处于政治上被领导和参政的地位，所以对外对社会的宣传中，民主党派更有话话权和说服力。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参政党，各民主党派要深入界别群众，反映诉求呼声，参与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在服务群众中提升知名度和社会形象。同时，各民主党派具有人才荟萃、联系广泛、交往多样以及位置超脱的优势，可以充分挖掘其文化交流潜力，共同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发挥自身“在平衡左右国际国内舆论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注重在政党制度宣传上党内党外、体制内外、网上网下都要形成同心圆。三是不断探索、创新和扩大传播渠道。要利于“两会”、“世界政党大会”等各种场合，充分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和协商民主的特色、成就，向各国政要、政党组织和各类政治组织，以及各种智库、媒体、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讲述好中国多党合作故事。还可以请海外华侨现身说法，在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宣讲对“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切身感悟，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权。

这里特别要关注的一个新视角是：从国际范围看，政党关系也包括中国政党（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24]。在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党责任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新理念，特别是提出建立新型政党关系三条原则的倡议，标志着当代中国政党外交进入新时代、达到新境界。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发挥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对外交往中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作用。这就为今后以民主党派为主体开展政党外交提供了空间，而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我国政党外交将大大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杨卫敏 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

注 释：

[1] 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2] 苏长和．民主政治研究的误区及转向［N］．光明日报，2013-05-28（11）．

[3] 鲍泰利：中国不需要多党制， 环球时报2013-12-30（6）。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22（2）。

[5] 参见：杨卫敏：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协商民主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5）；杨卫敏：从温岭模式到浙江特色——浙江省各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启示，观察与思考2016（7）。

[6] 如英国2010年大选后没有一个政党赢得国会过半数以上议席，从而不能独立组阁，于是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主动找国会中的小党自民党联合组阁。但2015年大选中保卫党一举赢得国会过半数以上议席，就抛弃了与己合作5年的自民党，独立组阁。

[7] 奥巴马任期内推行的医改法案就是明证，反对党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坚决反对，一度导致美国政府财政危机，特朗普上台后首先要废除的就是医改法案。这里有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一是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邀请众议院中的部分两党议员到白宫友好协商，结果吵了一天毫无结果，最好再付诸表决；二是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赢得多数议席的共和党操纵众议院将业已颁布实施的医改法案宣布为非法。

[8] 参见：张弘：“中国模式”是与非，《博览群书》2011年第04期。

[9] 周宇，易文．可控的民主——底线之上的越南党外民主实验［J］．凤凰周刊，2011（11）：10．

[10] 立“新”除“弊” 习近平纵论新型政党制度，2018-03-06 1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6/c_1122494961.htm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22（2）。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治参与蓝皮书2011》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普通群众接触过人大代表的不到4%，接触过政协委员的不2%，接触过民主党派的不到1%。

[13] 立“新”除“弊” 习近平纵论新型政党制度，2018-03-06 1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6/c_1122494961.htm

[14] 汪洋主持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 就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座谈交流，统战新语2018-7-23

[15] 汪洋主持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 就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座谈交流，统战新语2018-7-23

[16] 参见：杨卫敏：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初探，《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17]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人民日报2015-05-20（1）。

[18] 如果说参政议政是自选题目建言献策，那么政治协商命题作文——即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协提案、政府采纳、部门落实，而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即通过提出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性的意见建议进行研究的监督，从本质上讲也是建言协商。

[1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22（2）。

[20] 立“新”除“弊” 习近平纵论新型政党制度，2018-03-06 1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6/c_1122494961.htm

[21] 参见：杨卫敏：参政党党建理论建设刍议，《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2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05月18日 23:24:00 来源： 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

[23]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2年2月16日文章，原题：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更优而在当今美国，金钱是煽动的大推手。环球时报2012-02-19。

[24] 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新时代政党外交新境界，2018年01月1日光明日报。